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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殺人罪
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
故意殺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生命是行使其他一切權利的基礎和前提，任何公民的生命都受法律保護。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 故意殺人罪 |
| 外文名 | Kill crime |
| 定義 | 指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 |
| 類型 | 法律術語 |
| 屬性 | 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權利、民主權利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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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要件
（一）行為內容
故意殺人罪的行為內容未剝奪他人生命即殺人，其特點是直接或者間接作用于人的肌體，使人的生命非自然終結。剝脫剝奪他人生命的方式，既可以是作為，如刀砍、斧劈、拳擊、槍殺等，也可以是不作為，如母親故意不給嬰兒哺乳致其死亡等；既可以是物理的方式，如刺殺、毒殺，也可以是心理的方法，如以精神沖擊方法致心臟病患者死亡。但不管是什么殺人行為，都必須具有致人死亡的緊迫危險性。殺人行為導致死亡結果發(fā)生的，成立故意殺人既遂；沒有導致死亡結果發(fā)生的，根據具體情形成立故意殺人未遂、中止或者預備，當然也可能同時觸犯故意傷害罪。
（二）責任形式為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fā)生他人死亡的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的發(fā)生。此外，行為人必須沒有認識到正當化事由，如果行為人以為自己是在實施正當防衛(wèi)行為，即使是假想防衛(wèi)，也不得認定為故意殺人罪。故意殺人的動機復雜多樣，
不同的殺人動機，對構成故意殺人罪沒有影響，但對量刑具有一定意義。但是，基于報復、奸情等動機殺人，屬于殺人的常態(tài)，不能成為從重處罰的情節(jié)。
常見問題
（一）如何處理本罪與放火、爆炸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關系？
中國刑法學上的多數說認為，以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等危害公共安全的方法故意殺人的，不再構成故意殺人罪，只能認定為放火等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但是，在放火等危險方法故意殺人的案件中，完全有可能存在符合故意殺人罪構成要件的事實。例如，甲為了殺乙，放火燒乙家住宅，乙被燒死，乙家住宅及鄰居住宅被燒毀。這樣的行為既符合放火罪的構成要件，也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因此，以放火、爆炸等危害公共安全的方法故意殺人的，完全可以成立放火、爆炸等罪和故意殺人罪的想象競合犯，應擇一重罪論處。從法定刑上看，雖然兩罪的最高刑都是死刑，最低刑都是三年有期徒刑，但是排列順序不同，放火、爆炸等罪是從低到高排列，故意殺人罪是從高到底排列，這種排列順序的差異反映出故意殺人罪的刑罰重于放火、爆炸等罪。因此，當兩罪想象競合擇一重論處時，應以故意殺人罪論處，如此才能確保罪刑相適應。
（二）與自殺相關的案件中本罪的認定
1、相約自殺
即二人以上相互約定自愿共同自殺的行為。如果相約雙方均自殺身亡，則不存在犯罪問題；如果相約雙方各自實施自殺行為，其中一方死亡，另一方自殺未得逞，未得逞一方也不構成犯罪；如果相約自殺，由其中一方殺死對方，繼而自殺未得逞的，對殺死對方的行為應以故意殺人罪論處，但量刑時可以從輕處罰。如果相約自殺的一方為對方提供自殺工具，則屬于后述幫助自殺的行為。
2、引起他人自殺
即行為人所實施的某種行為引起他人自殺身亡。第一，正當行為引起他人自殺的，不可能構成犯罪。第二，錯誤行為或者輕微不法行為（如一般辱罵）引起他人自殺的，也不成立犯罪。不能因為引起了他人自殺，就將其錯誤行為或者輕微不法行為當做犯罪處理。第三，嚴重不法行為引起他人自殺身亡，將嚴重不法行為與引起他人自殺身亡的后果進行綜合評價，其法益侵害達到犯罪程度時，應以相關犯罪論處。如誹謗他人，行為本身的情節(jié)并不嚴重，但引起他人自殺身亡，便可綜合起來認定行為情節(jié)嚴重，將該行為以誹謗罪論處。第四，犯罪行為引起他人自殺身亡，不符合故意殺人罪的犯罪構成的，應按該犯罪行為定罪并可從重處罰。例如，強奸婦女引起被害婦女自殺的，一般以強奸罪從重處罰，但不能認定為強奸致人死亡。換言之，自殺身亡一般不可能成為結果加重犯中的加重結果。第五，少數加重結果包括了自殺身亡的，應按照結果加重的法定刑處罰。例如，暴力干涉婚姻自由引起被害人自殺的，應適用刑法第257條第2款的法定刑。虐待行為致使被害人不堪忍受而自殺的，屬于刑法第260條第2款規(guī)定的虐待“致使被害人······死亡”
3、教唆或幫助自殺
教唆自殺，是指行為人故意采取引誘、慫恿、欺騙等方法，使他人產生自殺意圖。以相約自殺為名誘騙他人自殺的，也是一種教唆自殺的行為。幫助自殺，是指在他人已有自殺意圖的情況下，幫助他人自殺。中國刑法對殺人罪規(guī)定得比較簡單，沒有將教唆、幫助自殺的行為規(guī)定為獨立的犯罪。在這種立法體例之下，是認為教唆、幫助自殺的行為根本不成立犯罪，還是認為教唆、幫助自殺的行為成立普通的故意殺人罪，涉及諸多問題?？梢钥隙ǖ氖牵问缴系慕趟?、幫助行為，具有殺人的間接正犯性質時，應當認定為故意殺人罪。
首先，欺騙、唆使不能理解死亡意義的兒童或者精神病患者等人，使其自殺的，屬于故意殺人罪的間接正犯。其次，憑借某種權勢或利用某種特殊關系，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心理強制方法，促使他人自殺身亡的，成立故意殺人的間接正犯。例如，組織和利用邪教組織制造、散布迷信邪說，指使、脅迫其成員或者其他人實施自殺行為的，邪教組織成員組織、策劃、煽動、教唆、幫助邪教組織人員自殺的，應以故意殺人罪論處最后，行為人教唆自殺的行為使被害人對法益的有無、程度、情況等產生錯誤，其對死亡的同意無效時，也應認定為故意殺人罪。例如，醫(yī)生對可能治愈的患者說“你得了癌癥，只能活兩周了”，進而使其自殺的，對醫(yī)生應認定為故意殺人罪。此外，對自殺者負有救助義務的人故意不予救助的，可能成立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
量刑處罰
1999年10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wěn)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指出：要準確把握故意殺人犯罪適用死刑的標準。對故意殺人犯罪是否判處死刑，不僅要看是否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結果，還要綜合考慮案件的全部情況。對于因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fā)的故意殺人犯罪，適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應當與發(fā)生在社會上的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其他故意殺人犯罪案件有所區(qū)別。對于被害人一方有明顯過錯或對矛盾激化負有直接責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從輕處罰情節(jié)的，一般不應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
根據2010年4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在審理故意殺人、傷害及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中切實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審理故意殺人案時，應注意下列因素：
（一）注意區(qū)分兩類不同性質的案件。故意殺人、故意傷害侵犯的是人的生命和身體健康，社會危害大，直接影響到人民群眾的安全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第7條將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犯罪作為嚴懲的重點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實踐中的故意殺人、傷害案件復雜多樣，處理時要注意分別案件的不同性質，做到區(qū)別對待。
實踐中，故意殺人、傷害案件從性質上通?？煞譃閮深悾阂活愂菄乐匚：ι鐣伟?、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的案件，如極端仇視國家和社會，以不特定人為行兇對象的；一類是因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fā)的案件。對于前者應當作為嚴懲的重點，依法判處被告人重刑直至判處死刑。對于后者處理時應注意體現從嚴的精神，在判處重刑尤其是適用死刑時應特別慎重，除犯罪情節(jié)特別惡劣、犯罪后果特別嚴重、人身危險性極大的被告人外，一般不應當判處死刑。對于被害人在起因上存在過錯，或者是被告人案發(fā)后積極賠償，真誠悔罪，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屬諒解的，應依法從寬處罰，對同時有法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jié)的，應考慮在無期徒刑以下裁量刑罰。同時應重視此類案件中的附帶民事調解工作，努力化解雙方矛盾，實現積極的“案結事了”，增進社會和諧，達成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tǒng)一?！兑庖姟返?3條是對此審判經驗的總結。
此外，實踐中一些致人死亡的犯罪是故意殺人還是故意傷害往往難以區(qū)分，在認定時除從作案工具、打擊的部位、力度等方面進行判斷外，也要注意考慮犯罪的起因等因素。對于民間糾紛引發(fā)的案件，如果難以區(qū)分是故意殺人還是故意傷害時，一般可考慮定故意傷害罪。
（二）充分考慮各種犯罪情節(jié)。犯罪情節(jié)包括犯罪的動機、手段、對象、場所及造成的后果等，不同的犯罪情節(jié)反映不同的社會危害性。犯罪情節(jié)多屬酌定量刑情節(jié)，法律往往未作明確的規(guī)定，但犯罪情節(jié)是適用刑罰的基礎，是具體案件決定從嚴或從寬處罰的基本依據，需要在案件審理中進行仔細甄別，以準確判斷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有的案件犯罪動機特別卑劣，比如為了鏟除政治對手而雇兇殺人的，也有一些人犯罪是出于義憤，甚至是“大義滅親”“為民除害”的動機殺人。有的案件犯罪手段特別殘忍，比如采取放火、潑硫酸等方法把人活活燒死的故意殺人行為。犯罪后果也可以分為一般、嚴重和特別嚴重幾檔。在實際中一般認為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一人死亡的為后果嚴重，致二人以上死亡的為犯罪后果特別嚴重。特定的犯罪對象和場所也反映社會危害性的不同，如針對婦女、兒童等弱勢群體或在公共場所實施的殺人、傷害，就具有較大的社會危害性。以上犯罪動機卑劣，或者犯罪手段殘忍，或者犯罪后果嚴重，或者針對婦女、兒童等弱勢群體作案等情節(jié)惡劣的，又無其他法定或酌定從輕情節(jié)應當依法從重判處。如果犯罪情節(jié)一般，被告人真誠悔罪，或有立功、自首等法定從輕情節(jié)的，一般應考慮從寬處罰。
實踐中，故意殺人、傷害案件的被告人既有法定或酌定的從寬情節(jié)又有法定或酌定從嚴情節(jié)的情形比較常見，此時，就應當根據《意見》第28條，在全面考察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jié)和對社會危害程度的基礎上，結合被告人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社會治安狀況等因素，綜合作出分析判斷。
（三）充分考慮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意見》第10條、第16條明確了被告人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是從嚴和從寬的重要依據，在適用刑罰時必須充分考慮。主觀惡性是被告人對自己行為及社會危害性所抱的心理態(tài)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告人的改造可能性。一般來說，經過精心策劃的、有長時間計劃的殺人、傷害，顯示被告人的主觀惡性深；激情犯罪，臨時起意的犯罪，因被害人的過錯行為引發(fā)的犯罪，顯示被告人的主觀惡性較小。對主觀惡性深的被告人要從嚴懲處，主觀惡性較小的被告人則可考慮適用較輕的刑罰。
人身危險性即再犯可能性，可從被告人有無前科、平時表現及悔罪情況等方面綜合判斷。人身危險性大的被告人，要依法從重處罰。如累犯中前罪系暴力犯罪，或者曾因暴力犯罪被判重刑后又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的；平時橫行鄉(xiāng)里，尋釁滋事殺人、傷害致人死亡的，應依法從重判處。人身危險性小的被告人，應依法體現從寬精神。如被告人平時表現較好，激情犯罪，系初犯、偶犯的；被告人殺人或傷人后有搶救被害人行為的，在量刑時應該酌情予以從寬處罰。
未成年人及老年人的故意殺人、傷害犯罪與一般人犯罪相比，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等方面有一定特殊性，在處理時應當依據《意見》的第20條、第21條考慮從寬。對犯故意殺人、傷害罪的未成年人，要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進行處罰。對于情節(jié)較輕、后果不重的傷害案件，可以依法適用緩刑、或者判處管制、單處罰金等非監(jiān)禁刑。對于情節(jié)嚴重的未成年人，也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對于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一般不判處無期徒刑。對于70周歲以上的老年人犯故意殺人、傷害罪的，由于其已沒有再犯罪的可能，在綜合考慮其犯罪情節(jié)和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的基礎上，一般也應酌情從寬處罰。
（四）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故意殺人和故意傷害犯罪在判處死刑的案件中所占比例最高，審判中要按照《意見》第29條的規(guī)定，準確理解和嚴格執(zhí)行“保留死刑，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的死刑政策，堅持統(tǒng)一的死刑適用標準，確保死刑只適用于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堅持嚴格的證據標準，確保把每一起判處死刑的案件都辦成鐵案。對于罪行極其嚴重，但只要有法定、酌定從輕情節(jié)，依法可不立即執(zhí)行的，就不應當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
對于自首的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的被告人，除犯罪情節(jié)特別惡劣，犯罪后果特別嚴重的，一般不應考慮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對親屬送被告人歸案或協(xié)助抓獲被告人的，也應視為自首，原則上應當從寬處罰。對具有立功表現的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死的被告人，一般也應當體現從寬，可考慮不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但如果犯罪情節(jié)特別惡劣，犯罪后果特別嚴重的，即使有立功情節(jié)，也可以不予從輕處罰。
共同犯罪中，多名被告人共同致死一名被害人的，原則上只判處一人死刑。處理時，根據案件的事實和證據能分清主從犯的，都應當認定主從犯；有多名主犯的，應當在主犯中進一步區(qū)分出罪行最為嚴重者和較為嚴重者，不能以分不清主次為由，簡單地一律判處死刑。
案例剖析
張志某等故意殺人案——協(xié)助近親屬自殺構成故意殺人罪
要旨
裁判要旨協(xié)助近親屬自殺的行為符合中國刑法故意殺人罪的犯罪構成，且該行為不具有阻卻違法性。在量刑時，應綜合考慮行為的客觀危害性、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依法可以認定犯罪情節(jié)較輕。根據中國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和“謙抑、審慎、善意”的司法理念，結合被告人的量刑情節(jié)，可依法從寬處理并適用緩刑，以達到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tǒng)一。
案情介紹
公訴機關：浙江省臺州市路橋區(qū)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張志某、樊哲某、凡晚某。
臺州市路橋區(qū)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被告人樊哲某、張志某、凡晚某分別系被害人冷四某的丈夫、女婿、女兒。被害人冷四某生前患有系統(tǒng)性紅斑狼瘡等多種疾病，案發(fā)前與被告人張志某、凡晚某一同暫住。2017年8月28日上午，被告人樊哲某到該暫住處探望被害人冷四某，在被害人冷四某要求下，樊哲某盡管明知服用老鼠藥會致人死亡，仍將張志某購買的老鼠藥遞給被害人冷四某，冷四某當著樊哲某、張志某、凡晚某的面將老鼠藥服下。冷四某服用老鼠藥后，樊哲某、張志某、凡晚某未及時采取送醫(yī)救治等有效救治措施，最終導致冷四某溴敵隆中毒，并于數小時后身亡。在冷四某服藥后，張志某駕駛小汽車和樊哲某、冷四某一同離開暫住處，凡晚某留在暫住處內。在將樊哲某送回其位于螺洋街道的住處后，張志某載冷四某在道路上漫無目的行駛長達數小時，直至冷四某死亡。
冷四某死亡后，張志某前往公安機關開具死亡證明，公安機關在調查過程中發(fā)現重大嫌疑，于2017年8月28日依法傳喚張志某、樊哲某接受調查。在公安機關尚未掌握凡晚某涉案情況下，凡晚某于次日凌晨主動向公安機關如實供述自己罪行。
在法庭審理過程中，證人凡某(冷四某之女)出庭作證，證明張志某在冷四某患病期間給予充分照顧，工資收入大部分用于冷四某就醫(yī)。凡某對張志某的行為表示諒解，請求對張志某予以從輕處罰；證人張某出庭作證，證明張志某曾為給冷四某看病，向其借款1萬元。
裁判結果
路橋區(qū)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張志某、樊哲某、凡晚某作為被害人冷四某的親屬，對冷四某具有扶助的義務，但張志某、樊哲某在冷四某提出自殺請求后卻為其提供幫助，冷四某服毒后被告人張志某、樊哲某、凡晚某亦未盡救助義務，放任冷四某死亡結果的發(fā)生，其行為均已構成故意殺人罪。張志某、樊哲某、凡晚某作為被害人的親屬，沒有實施積極的殺害行為，其主觀也非追求被害人死亡的結果，屬于犯罪情節(jié)較輕。張志某、樊哲某歸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予以從輕處罰。凡晚某案發(fā)后能自首，依法予以減輕處罰。張志某、樊哲某、凡晚某當庭認罪態(tài)度好，具有悔罪表現，被害人的其他親屬對被告人的行為表示諒解，對被告人酌情予以從輕處罰。綜合考慮被告人張志某、樊哲某、凡晚某的犯罪情節(jié)和性質，對3人均適用緩刑。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二條之規(guī)定，判決：一、被告人張志某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二、被告人樊哲某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三、被告人凡晚某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3年。
一審宣判后，被告人沒有上訴，公訴機關沒有抗訴，判決已生效。
（四）案件評析
本案是典型的協(xié)助近親屬自殺的行為。主要爭議在于：協(xié)助近親屬自殺的行為如何定性？是否符合故意殺人罪中的情節(jié)較輕？是否能適用緩刑？
1、協(xié)助近親屬自殺的定性分析
本案在定罪方面存在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沒有實施積極的殺人行為，只存在積極的幫助自殺、對自殺者未及時救助行為，未及時救助行為與死亡后果之間沒有必然的因果聯系，且中國刑法沒有明確將協(xié)助近親屬自殺行為規(guī)定為犯罪，基于罪刑法定原則，被告人的行為不構成犯罪。第二種意見認為，被告人雖然沒有實施積極殺害他人的行為，但被告人張志某、樊哲某在他人提出自殺請求后積極提供幫助，并在他人實施自殺行為后未進行救助，被告人凡晚某作為女兒，當母親自殺時未進行阻止，并在母親服毒后未進行救助，因此，三被告人的行為均構成故意殺人罪。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理由如下：
(1)三被告人的行為符合故意殺人罪的犯罪構成
首先，三被告人客觀上實施了故意殺人的行為
不少學者認為，單純的幫助自殺行為不具有刑事違法性，不應認定為犯罪。筆者不能認同上述觀點。雖然中國刑法沒有規(guī)定自殺是犯罪行為，但對于與自殺關聯的部分行為，特別是幫助自殺行為，與自殺者死亡后果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系，該行為間接侵犯了刑法所保護的公民生命權。就本案而言，三被告人實施的行為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被告人張志某、樊哲某的幫助自殺行為。張志某購買了自殺所用的老鼠藥，樊哲某明知服用老鼠藥會致人死亡，仍將老鼠藥遞給死者，二被告人的行為均系積極幫助死者自殺的行為。如果張志某不在死者的要求下購買足以致人死亡的老鼠藥，如果樊哲某不將老鼠藥遞給死者，根據死者當時的活動能力情況，其不可能完成自殺行為。因此，張志某、樊哲某的積極幫助行為對死者死亡后果的發(fā)生具有重要的作用，應負刑事責任。
第二階段為三被告人的不予救助行為。在死者服藥之后，張志某、樊哲某、凡晚某均未采取有效的救護措施，直至死者死亡。張志某、樊哲某因為先前的幫助自殺行為，使死者陷入具有死亡危險的境地，二被告人需承擔實施救助的義務。同時，張志某、樊哲某、凡晚某均系死者親屬，根據中國婚姻法等相關規(guī)定，夫妻、父母子女、家庭成員之間有互相扶助的義務，這種扶助義務當然及于一方發(fā)生生命危險的時刻。因此，張志某、樊哲某根據先行為義務對死者有救助的義務，三被告人基于法律規(guī)定對死者亦有救助的義務，而三被告人卻不履行救助義務，間接導致死者的死亡，均應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綜上，上述被告人的幫助自殺行為和不予救助行為，均系客觀上實施了故意殺人的行為。
（2）三被告人主觀上有故意殺人的間接故意
有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在實施上述行為時，可能主觀上也存在追求死者死亡，以使自己解脫的思想狀態(tài)，因此其行為也符合直接故意殺人的特征。
對此，筆者亦不認同。人的主觀意識更多的是通過客觀行為來表現，從認識因素來看，三被告人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發(fā)生危害社會的結果。被告人實施了幫助自殺和怠于救助行為，在這種行為之下，死者死亡后果發(fā)生與否都不違背三被告人的主觀意志，三被告人實施的行為也并不必然導致死亡后果的發(fā)生，其行為在死者死亡結果發(fā)生中占據著重要作用，但絕不是起決定性的作用。如果沒有死者自己的服毒行為，便不會必然造成死亡結果的發(fā)生。從意志因素來看，三被告人是放任危害結果的發(fā)生。雖說三被告人在整個過程中不存在逼迫、欺騙等手段促成死者的自殺，也沒有實施將毒藥喂入死者口中等殺人實行行為，但是，在明知其行為可能發(fā)生危害社會的結果時，三被告人既沒有阻止行為的繼續(xù)發(fā)生，也沒有對死者進行救助，聽任死亡結果發(fā)生。
2、三被告人的行為不具有阻卻違法性
刑法理論認為，符合一定條件的被害人承諾，可以排除損害被害人法益行為的違法性。被害人請求或者許可行為人侵害其法益，表明其放棄了該法益，放棄了對該法益的保護。因此，法律就沒有必要予以保護，損害被放棄法益的行為，就沒有侵害法益，就沒有違法性。因此，有人認為“安樂死并不具有實質違法性：行為人的直接目的雖然是剝奪被害人的生命，但其根本目的卻是為了減少病人臨死前不堪忍受的痛苦；……安樂死造成的后果雖然是提前結束了病人的生命，但對病人而言，免受痛苦地死實在比痛苦不堪地生更有價值，安樂死沒有造成危害社會的結果?？梢姡矘匪婪戏ㄖ刃虻恼w精神，是違法阻卻事由的一種?！惫P者不贊同上述觀點，主要有以下幾點理由：
（1）行為人得到被害人同意的殺人行為是對他人生命權的侵害。生命權是保障人在生理上不受侵害的權利。“生命權是否得到社會的尊重，社會成員的生命權是否得到切實保護，不僅標志著基本權利實現的程度，也是衡量整個社會人權發(fā)展水平的評價指標。”因此，生命權包括個人積極生存的權利，也包括不受他人侵犯的權利。生命權作為一個人最重要、最根本的權利，雖然可以通過個人自殺張某進行自我放棄，但絕不允許采取讓人代勞或者幫助的放棄方式，應要求而殺死或者幫助殺害被害人的行為不能排除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違法性，法律對自殺行為之所以不追究刑事責任，乃是因為對自殺的人無法科處刑罰，但幫助殺人的行為卻是可以懲罰的，生命權不在個人可以自由處分的法益之內。
（2）近親屬之間救死扶傷既是道義要求，也是法律責任。在中國傳統(tǒng)家庭倫理道德中，孝道一直占據首要位置。古語有云：百善孝為先。孝是晚輩對待長輩的一種善行和美德?？v觀中國歷朝歷代法律，除了推崇法家思想的戰(zhàn)國時期和秦朝，其他各朝代的法律制度，大到立法的基本原則、法律政策，小到某一項具體的規(guī)定，都在不同程度上滲透了孝這一倫理道德觀。同時，中國現行法律也吸收了孝這一道德觀念，如中國憲法第四十九條第三款、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條、婚姻法第二十一條第一款和第三款、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的第二章“家庭贍養(yǎng)與扶持”等都體現了對孝道觀念的吸收。因此，近親屬之間不救死扶傷，反而協(xié)助近親屬自殺，應當受到道德和法律的譴責，不為法秩序所容。
綜上，在中國，救死扶傷是公民的道義責任，是近親屬之間的法律責任。對生命垂危、痛苦不堪的患者，應當盡量給予醫(yī)務上的治療和精神上的安慰。人為地提前結束患者生命權的行為，破壞了社會對生命權的尊重，也難以得到一般國民的認同。因此，三被告人的行為不具有阻卻違法性。
3、協(xié)助近親屬自殺的量刑分析
(1)三被告人的行為符合故意殺人罪中的情節(jié)較輕
犯罪情節(jié)是體現行為的客觀危害性、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的一系列主客觀事實?？陀^危害性包括行為方式、危害結果、社會評價等，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包括行為人的犯罪動機、目的等，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包括行為人在實施犯罪行為之前的一貫表現和行為之后認罪、悔罪態(tài)度等。
因此，筆者認為，本案三被告人的行為符合中國刑法故意殺人罪中情節(jié)較輕的情形，主要有以下幾點理由：一是從行為的客觀危害性來看，三被告人實施殺人的方式不是很惡劣。被告人張志某購買了自殺所用的老鼠藥，被告人樊哲某明知服用老鼠藥會致人死亡，仍將老鼠藥遞給死者，之后三被告人在明知服用老鼠藥后可能會死亡的結果仍不予救助，上述行為的殺人方式并不很惡劣。二是從行為人的主觀惡性來看，三被告人具有可寬恕的犯罪動機。三被告人基于幫助他人結束痛苦的狀態(tài)和憐憫的心理，實行了協(xié)助他人自殺的行為，其犯罪動機并不卑劣，從社會普通民眾樸素的認知來看，其殺人動機也是情有可原。三是從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來看，三被告人的人身危險性很小。三被告人的一貫表現良好，均無前科劣跡，實行犯罪行為之后的認罪、悔罪態(tài)度較好，被告人張志某、樊哲某歸案后如實供述犯罪事實，被告人凡晚某投案自首，表明三被告人再次實施犯罪行為的可能性很小。
4、三被告人的行為符合緩刑的適用條件
在確定三被告人的罪名和量刑檔次后，如何對被告人準確量刑又出現了幾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基于被告人與死者的特殊關系，并考慮被告人對死者生前的充分照顧，死者系身患多種疾病選擇自殺等情節(jié)，可以對被告人免于刑事處罰。第二種意見認為，雖然被告人本次犯罪可認定為情節(jié)較輕，可以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里量刑，但不應適用緩刑，這種做法與故意殺人罪的重罪定位以及大部分幫助自殺案件的判決結果相符。第三種意見認為，雖然被告人的犯罪情節(jié)較輕，但本案也未達到可免于刑事處罰的程度，同時考慮被告人在犯罪中的情節(jié)，基于中國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和“謙抑、審慎、善意”的司法理念，可對被告人適用緩刑。筆者贊同第三種意見，理由如下：
（1）三被告人尚未達到可免予刑事處罰的程度
中國刑法第三十七條規(guī)定對于犯罪情節(jié)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于刑事處罰。前文在闡述故意殺人罪中的情節(jié)較輕中已述及犯罪情節(jié)認定的問題，與判斷行為人的犯罪行為情節(jié)輕微標準基本一致。只有綜合案件的各種情節(jié)，才能準確認定犯罪是否屬于情節(jié)輕微。本案三被告人侵害的法益是人的生命權，觸犯的罪名是故意殺人罪，被告人的行為間接導致死者的死亡結果，系犯罪既遂。被告人張志某、樊哲某有坦白情節(jié)，被告人凡晚某有自首情節(jié)。三被告人雖符合故意殺人罪犯罪情節(jié)較輕，但根據現有的犯罪情節(jié)遠未達到輕微的程度。因此，從教育與預防的角度出發(fā)，三被告人雖然其情可憫，但其罪不可恕，應該判處刑罰。
（2）三被告人的行為宜適用緩刑
從法律效果來看，本案的發(fā)生具有特殊性，死者身患多種目前醫(yī)療條件無法治愈的疾病，已無生活質量可言，其積極追求死亡結果，是一種安樂死的乞求。被告人幫助死者達到安樂死，其主觀動機情有可原，主觀惡性不大，屬于犯罪情節(jié)較輕，通過案發(fā)后和庭審中的表現，可以明顯看出被告人的認罪、悔罪表現。根據被告人的一貫表現，三人均沒有再犯罪的危險，對其宣告緩刑也不會對居住的社區(qū)有重大不良影響。因此，從法律層面講，三被告人均符合緩刑適用條件。
從社會效果來看，死者因身患重病，痛苦不堪，選擇自殺的方式結束生命，對家庭而言，就是一個悲劇。倘若對被告人采用收監(jiān)執(zhí)行的方式，對死者小女兒而言，不但要面對母親的逝去，還要面對父親、姐姐、姐夫被關押的局面，無疑放大了痛苦。對被告人張志某、凡晚某的兒子而言，在父母被關押服刑的情況下，生活失去了寄托，難以健康成長。這樣的局面，是這個家庭悲劇的延續(xù)，而不是終止。只有對被告人適用緩刑，讓他們在監(jiān)獄之外用實際行動去彌補對家庭帶來的創(chuàng)傷，才能讓這個家庭悲劇真正畫上句號，這也才能帶來最好的社會效果。
對三被告人適用緩刑，是對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和“謙抑、審慎、善意”刑事司法理念的最好詮釋，并不是所有的安樂死案件都應該以嚴峻的實刑予以回應，適用緩刑也不是鼓勵安樂死，而是人情法在安樂死領域的統(tǒng)一。
法條依據
第二百三十二條規(guī)定，故意殺人罪是指，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jié)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相關司法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wěn)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1999．10．27法［1999］217號）：
關于故意殺人、故意傷害案件要準確把握故意殺人犯罪適用死刑的標準。
對故意殺人犯罪是否判處死刑，不僅要看是否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結果，還要綜合考慮案件的全部情況。對于因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fā)的故意殺人犯罪，適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應當與發(fā)生在社會上的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其他故意殺人犯罪案件有所區(qū)別。對于被害人一方有明顯過錯或對矛盾激化負有直接責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從輕處罰情節(jié)的，一般不應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要注意嚴格區(qū)分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的界限。在直接故意殺人與間接故意殺人案件中，犯罪人的主觀惡性程度是不同的，在處刑上也應有所區(qū)別。間接故意殺人與故意傷害致人死亡，雖然都造成了死亡的后果，但行為人故意的性質和內容是截然不同的。不注意區(qū)分犯罪的性質和故意的內容，只要有死亡后果就判處死刑的做法是錯誤的，這在今后的工作中，應當予以糾正。對于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手段特別殘忍，情節(jié)特別惡劣的，才可以判處死刑。
死亡結果的發(fā)生負有特定義務的人（如醫(yī)生、嬰幼兒的父母）不履行自己的義務才能構成。
審理故意殺人罪應注意下列問題：
1、直接故意殺人與故意間接殺人的不同點是：第一，直接故意殺人有明確的殺人目的，對其行為會引起被害人死亡的結果，抱著希望的態(tài)度；而間接故意殺人，對被害人是死是活，并不積極要求，而是聽之任之，完全采取放任的態(tài)度。第二，直接故意殺人有未遂，間接故意殺人則不存在未遂。
2、經他人要求幫助他人自殺的行為是否構成本罪，刑法學界和司法實踐中有不同看法，主要是針對“安樂死”，我們認為，“安樂死”的法律責任問題應通過立法解決。在立法未能解決前，經他人主動要求或者征得他人同意而剝奪其生命的行為仍應認定構成本罪，原則上應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但屬情節(jié)較輕，量刑時應從輕或減輕處罰。共謀自殺的行為，在相約自殺的過程中，沒有強制或者誘騙的因素的，不具備本罪之特征，不應定本罪；也不予追究刑事責任。
3、對故意殺人案件量刑時，一般對情節(jié)較輕的認定是防衛(wèi)過當殺人的；基于義憤殺人的；因受被害人的長期迫害而殺人的；等等。而對間接故意殺人案件的量刑一般應輕于直接故意殺人案件。若犯本罪屬俗稱“大義滅親”的，量刑時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組織和利用邪效組織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第四條組織和利用邪教組織制造、散布迷信邪說，指使、脅迫其成員或者其他人實施自殺、自傷行為的，分別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第二百三十四條的規(guī)定，以故意殺人罪或者故意傷害罪定罪處罰。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實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0．11．15法釋〔2000〕33號）：
第六條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將被害人帶離事故現場后隱藏或者遺棄，致使被害人無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嚴重殘疾的，應當分別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款的規(guī)定，以故意殺人罪或者故意傷害罪定罪處罰。
二、司法人員刑訊逼供致人死亡，從重。（《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
三、監(jiān)管人員虐待被監(jiān)管人致死，從重。（《刑法》第二百四十八條）
《關于辦理妨害預防、控制突發(fā)傳染病疫情等災害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3.5.15）：
第九條在預防、控制突發(fā)傳染病疫情等災害期間，聚眾“打砸搶”，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九條、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guī)定，以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定罪，依法從重處罰。
行為人實施搶劫后，為滅口而故意殺人的，以搶劫罪和故意殺人罪定罪，實行數罪并罰。
藥家鑫被判故意殺人罪并處以死刑
參考資料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 · 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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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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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殺人罪
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
故意傷害罪
刑法罪名
綁架罪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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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殺人罪量刑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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